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十年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取得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经济增长动力从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增长。新时代十年，我国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完善和创新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成功地顶住了经济下行压力，各类经济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经济运行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新时代十年，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直面市场主体发力，提振经济效果显著。市场主体是国民经济根基所在，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为了缩短政策时滞，摆脱传统宏观政策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特征，我国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宏观调控政策时更加注重市场主体。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为引导资源流进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通过构建激励相容机制，结构性货币政策将央行资金与金融机构对特定领域和行业的信贷投放挂钩，发挥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滴溉的独特优势，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大幅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以再贷款和再贴现为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数万亿的优惠信贷资金，帮助市场主体成功渡过难关。为进一步缓解中小微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加大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0年人民银行推出两项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即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与再贷款和再贴现相比，新创设的两项货币政策工具的市场化、普惠性和直达性的特征更加显著。财政政策方面，我国在实施增值税改革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市场主体减税降费。在疫情发生前，我国针对中小微企业就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取消、停征和减免各类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多达千余项，降低市场主体用地、用能、物流等基础实施费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优化财政支柱结构，缓解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党中央提出要继续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与全面减税相比，结构性减税的针对性和精准性更强，通过减轻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此外，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以及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让市场主体直接申请使用，推动项目尽早落地生花，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新时代十年，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方向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助推经济结构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为应对危机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随着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加上各类经济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和显现，仅仅依靠刺激需求已经无法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和推进，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方向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核心要义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少无效低端供给，扩大有效中高端供给，强调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三去一降一补”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减少三四线中小城市房地产库存，抑制了房地产泡沫，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通过降低企业部门高杠杆和地方政府高债务，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供给能力；通过强化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和短板领域的建设，增加了有效投资，提升了经济韧性。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的基础上，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配置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两个轮子的作用，运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新时代十年，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目标突出就业优先原则，守住了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底线，稳住了最大民生。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就业工作高度重视，强调就业是永恒的课题，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活，任何时候都要抓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集中表现在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对于重点群体如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总体就业水平相对稳定。通过加强兜底帮扶和职业技能培训，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对于贫困地区，国家从资金和政策等方面予倾斜支持，通过开展贫困劳动力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使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效果显著，这不但成为最直接的脱贫方式，还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面对疫情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六保”，进一步把就业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财政和货币政策也都紧紧围绕就业展开。这种就业优先政策在疫情冲击下的效果更为显著，体现在2020年前10个月就完成了全年新增就业目标任务，城镇调查失业率也从2020年第三季度的高位很快回落，这是疫情期间我国较早恢复正常水平的重要的经济社会指标之一。目前，我国就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劳动就业形式回暖向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政策不断调整优化，我国就业优先的政策效果会进一步凸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促进效果也会更加显著。这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百姓心为心”的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秉承增进民生福祉的价值追求。

（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现阶段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牢牢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最大特色，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作出系统安排，明确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要进一步强化党中央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整、准确、全面地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党中央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其次，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虽然有所不同，但在扩大内需以及稳就业、促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上二者的调控目标具有统一性。不同于国外财政部门和货币当局的策略互动，我国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同属国务院组成部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展开决策，这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提供了制度保障。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均表明，与独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相比，财政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会强化政策效果，可以形成共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需要遵循货币政策关注总量经济，宏观审慎政策负责金融稳定这一基本准则，通过政策协调形成组合拳，发挥政策叠加效果，把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强化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

再次，提高经济金融风险预警和防控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贸易投资造成巨大冲击，美欧主要发达经济体为抑制高通胀开始激进式紧缩性货币政策周期，全球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风险。随着全球经济金融高度融合，金融风险网络化传染特征愈加明显。利用大数据深入挖掘经济金融网络信息，实现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的网络化和智能化，基于高频数据和网络关联程度建立跨部门、跨市场的金融网络，构建我国经济金融风险的先行指标以及各部门金融风险指数，强化经济金融风险汇聚、传导和放大机制的预警能力建设，对各类经济金融风险提前预判，加强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最后，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要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为我国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突破限制供给的卡点、堵点和脆弱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以自主可控、优质有效的供给满足和创造需求。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良性互动和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助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供稿：金融所第二党支部 江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