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吴振宇在《中国金融报告2020: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变革》新书发布暨高层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尊敬的李院长、朱院长,很高兴接到晓晶所长的邀请参加今天的新书发布暨高层研讨会。《中国金融报告2020》虽然没有延用以前蓝皮书的形式,但也是社科院金融所年度系列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金融和经济领域的从业人员、学者和学生每年都会从社科院金融所的年度报告中受益,每年年初大家也都习惯性地去关注这几本书,期待这些书的出版。
刚才我简单翻了一下报告,听了晓晶所长的讲解,书的内容详实、覆盖面广,突出了前瞻性和学术性,体现了社科院金融所深厚的学术积淀、务实的研究作风、领先的研究实力,值得我们学习。
大家知道,学术性的年度报告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要做好比较难。我刚才看了这个报告,里面多篇报告实际上都具备在一流学术刊物发表的水平。在年度报告上发表,作者会觉得有些委曲了,但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再收过进来,又会拉低书的层次。晓晶所长能组织起来学术性很强的年度报告,值得祝贺!
来的时候晓晶所长嘱咐我,可以就新书之外谈谈我们的研究。我在社科院读博士的时候,李老师已经是金融研究领域的权威,也是社科院的老师。朱院长是国际著名的金融实务和研究领域的权威,让我做学术性的发言,感觉很忐忑,难以选题。我只好把我们最近关于疫情后期和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运行的观察和讨论给大家做一个汇报,也趁这个机会吸收大家的批评,以便改进我们的分析。
我想和大家汇报的题目是“疫情后期和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运行的分化和收敛”。重点讨论疫情后期的三个分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的两个收敛和四个强化。
首先我想汇报一下疫情后期的三个分化:
一是疫情防控路径已经清晰,但进展是分化的。目前的疫情防控的阶段和疫情早期有所不同,早期 “戴不戴口罩”都还处于讨论的阶段。随着对病毒认识的加深以及疫苗接种速度的加快,疫情防控的路径逐步清晰。通过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已成为共识。高盛估计,今年二、三季度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会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但是,中低收入国家接种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达到群体免疫。目前,巴西、印度、俄罗斯接种率大概只达到10%左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接种率不到10%。不同国家间群体免疫的时间差会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二是经济恢复的趋势已经确立,但进程了分化。这次疫情的经济复苏和2008年不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本轮经济恢复进程中发达经济体恢复的力度预计会强于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一是发达经济体的接种速度比较快;二是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救助政策。即便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恢复也存在着分化。中国率先实现正增长,东盟的国家疫情防控比较好,恢复的也还行。俄罗斯、巴西、南非这些资源性国家最近受大宗商品涨价恢复的还可以,能不能持续很难说。土耳其、阿根廷这些国家充满不确定性。
三是救助政策的基调维持不变,但取向已经开始分化了。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全球支持经济恢复的总基调没有变化,但是救助政策的取向,特别是货币政策取向分化了。美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超出预期,美联储已经开始了有意无意引导宽松货币退出,为未来货币正常化做准备。市场估计,明年上半年美联储会消减宽松的量,为新一轮的加息周期做准备。美国政策转向预期加强之后,会使得全球资金流向出现变化,让新经济体已经收紧货币政策,巴西、土耳其和俄罗斯都相继加息。
上面三个分化决定疫情的后期并不是乐观压倒悲观的单边预期,而是充满不确定性。其政策含义是我们政策退出时需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对于后疫情时代我们怎么看,疫情爆发之后全球经济金融的运行是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状况回归,还是会开创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总体判断,应该是一个收敛的过程。但是,在某些领域可能有一些强化的趋势。有几个判断: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仍然会向低速收敛。因为2008年的结构改革是有限的,许多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条件并没有改变,并没有向好的方向改变,注定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代仍然是低增长的态势。这中间我想强调四个基础性的条件:
第一个是人口因素。全球人口的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供给放缓,人口抚养负担加重。这个大家说的都是比较多的。最近这十年,全球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增速比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的头十年分别下降了0.6%和0.5%左右,同时全球人口抚养负担是加重的。这个中间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全球的新增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以前相比是处于不利状况,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教育还是培训,力度都赶不上发达国家。
第二个是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收缩和重构会影响到供给。新冠疫情之前,无论是从政治或者经济方面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已经开始重构,但是疫情之后,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讲,有许多国家都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比如今年三月拜登政府发布行政命令,启动对美国关键行业供应链的审查,确保供应链韧性和安全。这都会缩短全球供应链的长度,降低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三个收入不平等加剧,影响到需求的增长。这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疫情对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对接触性的行业冲击更大,这一般都是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比如咨询、会计业可以通过线上办公,疫情对他们的冲击相对少一些。另外就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弹,实际上进一步加大收入平等。
第四个是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低迷,会影响到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前面几个因素的综合反映。人口老龄化、全球服务业比重提高、贸易跟投资增长放缓等都会拉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其中有正向作用的是数字化转型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但占比毕竟是有限的。
第二,疫情后全球的经济运行会向疫情前低负率、高负债的情况收敛。疫情前欧元区和日本已经进入负利率,受疫情影响包括美国在内若干国家进入零或负利率状态。疫情后,部分国家会提高利率水平,这仅仅是向疫情前的低利率水平的靠拢。刚才朱院长也讲了,全球存在结构化的通胀。这种结构化的通胀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行业通胀;一方面从全球来看区域性的通胀。这个我们在后面的研究中要更加关注。从债务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实际上债务已经有一个浪潮了,疫情救助期间,整体债务水平是明显提高的,但是疫情后这个过程一定会去降低杠杆率,向疫情前的水平回归。大家都知道杠杆率高了、债务水平高了,金融不稳定性增长。
两个收敛之外,有一些领域会在疫情后得到强化。
第一个,绿色复苏得到强化。这次疫情带来的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跟2008年有所不同,大家知道,2008年之前绿色增长是叫得比较响,但是金融危机来了之后,各国增长乏力,绿色增长不那么强调了。这次从去年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欧洲、美国、中国都确定了比以前更加积极的减排目标,绿色复苏可能成为整体基调。
第二个,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被强化。我们做了个分析2020年,全球有55个国家,98次调整本国投资政策,这中间不包括中国。其中有41项属于限制投资的调整,42项属于鼓励性的投资。限制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鼓励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虽然鼓励的还是要超过限制性的,但是限制性调整的次数占比创下2003年的新高的。这些限制政策的调整中,大概41项中间,34项是法律法规的调整,只有7项是政策方面的调整,这表明这种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正以制度化的形式在全球蔓延,已经固定下来了。
第三个是全球的金融脆弱性被强化。低负利率、高负债以及资产价格的高企增强了全球金融风险。但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应对是拓展了金融危机防范的理念跟手段。大家能够清楚感觉到,美国在这一轮危机的应对上面用的手段比2008年更多了,量宽政策也从以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开始渗透了。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还有全球安全网的保障力度是存在差异的。我们感觉到新兴市场金融风险水平是较高的。
第四个是数字化变革被强化。除了交易和支付之外,投资的数字化变革也被强化了,最典型就是美国散户逼空游戏驿站。
面对疫情后期和后疫情时代的变化,感觉政策可能有以下的重点:
一是要推动全球共同的抗疫。二是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个说的多,但是怎么协调,或者这一次协调和2008年协调有什么不同,这个好像还没有特别破题。三是推动绿色复苏。四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五是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最后还是要保持宏观政策的可持续性,确定救助政策合理节奏。刚才讲了分化的过程使得复苏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政策退出的过程跟全球的抗疫进展要联动起来。(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