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3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举办了第399期《金融论坛》。本期论坛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为主讲嘉宾，作了题为《体制秩序与经济收缩率》的学术报告。本期论坛由金融所所长张晓晶研究员主持，来自所内外60余人参加了本期论坛，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刘守英教授首先提出，中国在过去七十年创造了两大奇迹：经济长期高增长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以往学者在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时候，大多只关注经济长期高增长的奇迹，而前苏联曾经也有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最终证明不可持续。这说明仅从增长的角度理解中国奇迹是不够的。

刘守英教授主讲第399期金融论坛

由此，刘守英教授引出了经济绩效的概念。Broadberry和Wallis将一国的经济绩效定义为人均收入在较长时间内的平均变化率，将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缩分别定义为当年人均收入出现正增长和负增长现象，正增长和负增长的速度分别用经济“增长率”和“收缩率”衡量。可见，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只解释了经济绩效中经济增长的部分，忽视了经济收缩的部分。

但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数据表明，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经济收缩对经济发展长期绩效的影响比经济增长更为重要。若将一国经济绩效分解为4个因素：经济增长的频率，增长年份的平均增长率，经济收缩的频率以及收缩年份的平均收缩率。根据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的数据，在1950~2011年间，不同人均国民收入的国家在增长频率和增长幅度上差别不大，但高收入国家的收缩频率和收缩幅度要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表明经济收缩的部分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更大。

导致各国经济收缩差异的制度原因是什么？刘守英教授从诺斯等人的文章中汲取了灵感。他们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秩序，而秩序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处理暴力的方式。第一种是权利限制秩序。精英之间通过协议创建联盟，避免暴力，安排租金分配。第二种是权利开放秩序。对每个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规则支配社会秩序。在权利限制秩序下，联盟之间的稳定也可以实现经济高增长（如前苏联的最初二十年）。但由于精英的租金是不可预测的，以及限制竞争性市场的形成，权利限制秩序将损害长期的经济绩效。权利开放秩序的特点是“非人际关系化”，开放准入和竞争的制度使各种特权得以消除。这种情况下，各方对经济利益的控制能力降低，减低了政治扰动导致的经济收缩，为改善经济绩效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通过非人际竞争、组织的开放准入以及法治，完成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秩序通常不太稳定呢？这是由于权利冲突的存在，没有办法形成权利限制的平衡。由此导致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出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经济收缩率高的国家，政治事件发生的频率也比较高。

对比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7%和6.1%，相差无几。差距主要体现在经济收缩频率（分别为30.8%和7.7%）和经济收缩率（分别为-6.2%和-2.4%）上。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绩效改善的主要贡献来源于降低经济收缩频率和经济收缩率。解释中国经济奇迹需要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化，不能仅仅关注经济高增长。

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刘守英教授提出了体制秩序与转型的一个解释性框架。

刘守英教授与听众交流互动

他认为经济体为了谋求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建立一套体制和秩序结构来实现经济赶超和政治竞赛。这里的体制是政治架构、意识形态、财产关系、经济监管、信息流动 和微观机制的集合。秩序结构是指维持体制运行与变革的政经互动方式、意识形态控制、体制调适尺度等。刘守英教授将这种类型的秩序称为体制秩序。

在体制秩序下，影响经济绩效的因素：一是体制效率，二是秩序结构。体制效率包括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要素配置方式和对微观行为主体的激励方式等，决定了某一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秩序结构指保证体制运行的秩序维系方式，由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方式、体制调适和变革的尺度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等决定。秩序结构不仅会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还会与体制效率共同影响经济绩效。

欧美和中国虽然都是由权利限制秩序转向权利开放秩序，但是体制秩序的特征是不一样的。欧美偏向于精英体制，中国是一种整体型体制。整体型体制的特点是体制效率低，秩序结构下的稳定是一种强控制下的稳定性，缺乏灵活性。当面临经济失序冲击之后，难以做出提升体制效率的调试，最终导致经济绩效的持续恶化。

因而整体型体制国家在由权利限制秩序转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思路：先进行体制调试，在维持经济体制和秩序体制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对经济体制或者秩序体制做出局部调整以适应提高体制效率和维持秩序的要求。进而改变经济体制或秩序体制的性质，谋求更高的体制效率、更好的秩序结构和更有利于抑制收缩的体制效率-秩序结构互动模式。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很好地遵循了上述思路。在改革开放前不断地进行体制调试，1978年之后逐步开启朝向权利开放的体制变革与秩序结构，在转向过程中权利开放提高体制效率，秩序结构维持稳定避免危机的出现，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良性互动。未来中国的建设现代化强国之路，重要的是防止经济收缩，而不是追求高增长。应继续转向权利开放秩序，并重视秩序结构的稳定。

刘守英教授精彩的学术分享之后，与会人员就高增长的界定、经济和政治的互动方式、如何把握加大开放与防控风险的平衡等问题与刘教授进行了深入讨论。（供稿：综合研究部 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