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疫情得到有力控制，经济运行比较平稳，金融风险可控，“十四五”开局之年的中国经济保持了全球领先地位。2022年，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把稳定宏观经济放在突出位置，从需求、供给、预期三个方面入手，三管齐下，标本兼治，打破三重下行因素相互强化的循环，实现5%-6%的必要增长速度。
2021：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态势持续演化，一些国家和地区疫情多次反弹。在疫情带来的供需两端负向冲击之下，世界经济复苏整体乏力：自2020年第四季度到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GDP环比增速持续下行；由于发达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预测增速放缓，2021年12月最新出炉的IMF《世界经济展望》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从此前的6%调低至5.9%。在经济增长疲软的同时，通胀压力加大、公共债务风险高企和地缘政治冲突升温等问题又带来新的冲击，使得全球经济运行充满不确定性。剧烈且持久的外部冲击效应与国内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相叠加，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构成严峻挑战。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政策取向，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化解重大风险，致力于稳住经济基本盘，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风险总体可控。
在疫情防控方面，我国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方针，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力地缓解了疫情造成的供给侧冲击，为恢复经济运行秩序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国宏观调控注重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保持平衡。从稳增长角度看，我国宏观调控保持了必要支持力度，货币供应量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建立了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促进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恢复的态势，GDP同比增长12.7%。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三季度，国内外风险挑战有所增多。在全球疫情反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际海运紧张、国内自然灾害较多和关键零部件供应短缺等多重冲击的影响之下，2021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已跌破5%，仅为4.9%。这表明，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当然也要看到，我国前三季度失业率、CPI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仍在合理区间运行，而各主要国际组织也纷纷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仍然能够实现8%左右的较高增速，这个速度不仅高于全球平均增速，也高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增速。
从防风险角度看，我国宏观政策保持了战略定力，预留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和余地，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测算，截至2021年三季度，宏观杠杆率为264.8%，已经从2020年三季度末的最高点271.2%，连续四个季度下降，降幅达6.4个百分点。我国货币政策保持定力、回归常态，是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的主要原因。从债务增速来看，三季度实体经济债务环比增速为2.1%，略低于二季度，也低于过去几年三季度的环比增长水平；债务同比增速为9.7%，也是本世纪以来的最低点。这表明，当前我国宏观金融风险态势较为平稳。当然，对于我国经济下行期的重大风险隐患，我们也要有清醒认识。一要警惕房地产行业出现连锁性、集体性违约风险，二要关注专项债提速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三要关注中小银行的风险外溢效应。
2022：三重压力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
2022年，预计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依然不足，通胀压力抬头趋势难以逆转，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转向概率提高，断裂的产业链供应链亦不可能在短期内修复。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下，全球经济要恢复常态化运行仍需时日。在国内，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困难交织在一起，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成冲击挑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是党中央对上述各种下行压力的精当概括。在此，我们重点关注并分析国内外三个方面的冲击对我国需求、供给和预期带来的挑战：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是最大的不确定性，疫情的扩散蔓延使得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走出长期停滞泥沼。当前新冠病毒加速变异，同时疫苗接种情况出现严重分化。后者主要表现为欧美发达经济体接种进度领先，且陆续宣布重新开放边境计划，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疫苗接种率仅在10%左右。总体上看，2022年疫情走势尚难以预料，既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影响经济增长，也深刻地改变人们的预期，构成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不确定性。
二是全球性供给调整持续演化，加上前期“放水”带来的需求膨胀，导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美联储加息概率随之增大。2021年11月，美国CPI同比涨幅达到6.8%，创1982年6月以来新高。除了前期美联储为应对疫情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总需求膨胀之外，来自供给面的冲击是推高美国通胀率的另一重要因素。疫情暴发后，全球供应链中断，货物和原材料供给短缺；民众的工作意愿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再加上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人们担忧美国可能形成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虽然目前这种恶性循环尚未出现，但是美联储已经高度警惕通胀走势，11月份已经逐渐缩减对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量。一旦疫情继续恶化，通胀率的涨幅超出预期，美联储2022年提前退出QE，采取加息政策的可能性将非常大。一旦加息，全球市场流动性预期将发生逆转，中美利差必然扩大，推动资金流向美国，对人民币构成贬值压力。这对于我国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平稳都将构成冲击挑战。
三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叠加，导致我国经济的预期转弱问题凸显。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减速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滑，甚至资不抵债，一些长期积累的风险点逐渐“水落石出”，导致重大风险隐患暴露，使得民众的预期趋于谨慎、疲弱。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银行等领域的风险均与经济周期变化有关。另一方面，在疫情冲击复杂多变、全球变局加速演进等新变化的影响下，各种非经济因素也在冲击着社会心理，改变着市场预期。因此，各地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央政策时，要深刻理解社会心理特点，了解市场关心什么、担心什么；要全面、完整、准确理解中央政策，加强预期引导，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切实稳住市场预期。
需要进一步指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个方面的因素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会相互影响的。从机制上分析，需求收缩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投资和消费不振，这将使得预期更加疲弱，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人们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力无法被充分激发，从而导致供给侧的约束堵点难以畅通，阻碍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和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实现，经济下行压力必然进一步加大。如果不能打破上述循环，以上三重压力可能交互影响、自我强化，导致稳增长任务更加艰巨。
在客观分析下行压力的同时，也要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战略眼光。需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一是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而且不同区域之间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梯度，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分工体系和国内市场格局；二是我国知识密集型劳动力供给充裕，人力资本“性价比”很高；三是我国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0%-50%的高位，资金供给较为充裕；四是我国产业体系完备，主要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在疫情冲击下总体仍较为稳健且富有弹性；五是我国基础设施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如果我们能够用好上述优势，扩大投资，增加消费，稳住202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需求、供给与预期之间的循环逻辑将发生逆转：随着内需不足问题的缓解，市场预期也会止跌回升，市场主体的活力将持续恢复、积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能，中国经济将可望进入需求、供给、预期三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轨道。
三管齐下 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的新阶段，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是我们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扩大国内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和根本所在。在美国经济初现企稳回升迹象的情况之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
在确保经济速度企稳这个大前提之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以供给侧的强大动能穿透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堵点断点，以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稳步提升，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开创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新局面。
一要把扩大内需、稳定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当前市场主体投资意愿不足，且政策空间较充裕的情况下，我们要坚定地实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增加政府投资。这既可以拉动内需，稳定增长，又能够优化供给结构，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同时降低利率，压低国债收益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从而稳住增长，稳住预期。
二要从供给侧持续发力，提高发展自主性。要用好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以结构政策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促进国民经济畅通循环，从容应对外部供给冲击，走向高水平自立自强。
三要以深化改革促预期稳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基本取向，加大产权保护力度，弘扬企业家精神，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着力加强预期引导，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做好政策评估和与市场沟通，通过稳定预期来稳住内需基本盘，让市场主体的创造力源源不断地涌流。
（原文载于《经济》杂志-经济网）